野柳星空饗宴開席，　十家名店端出北海岸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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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News｜路遠遠

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國小管樂團勇奪國際金獎

日前赴韓國參加「2026濟州島U-13國際管樂大賽」，在來自全球各地的優秀少年樂團強敵環伺下，一舉抱回最高榮譽「金獎」佳績！

韓國濟州國際管樂節（JIWEF）為亞洲歷史悠久的國際音樂盛事，本次賽事由來自美國、日本、韓國頂尖教授與權威音樂家組成評審團，以極高標準審視團隊的演奏技巧、音色平衡與音樂詮釋力。

靜心國小管樂團首次登上此國際舞台即摘下金獎

演出指定曲《濟州島回憶》，以悠揚的旋律交織著細膩的音色處理，生動再現了濟州島獨特的自然風光與人文情懷；之後，大膽挑戰自選曲《飛行-天空中的冒險》，完美演繹了在空中翱翔與冒險的驚險刺激，獲得評審團的高度肯定。

靜心高中唐尚智校長表示：「音樂教育的珍貴之處，不僅在於舞台上的光彩，更在於孩子們為共同目標努力的過程。看見同學們在練習中學會承擔、突破自我，這正是藝術教育最重要的價值。」唐校長特別感謝指揮金秉翔老師、音樂中心教師團隊的專業指導，以及家長後援會無私的鼎力相助與陪伴，讓孩子能在愛與支持中自信邁向國際舞臺。

靜心國小管樂團憑藉扎實的音樂素養、整齊的團隊默契與成熟穩健的舞台表現，團員們和來自世界各國的優秀團隊同場競技，在強敵環伺的挑戰下脫穎而出，獲得評審高度讚賞，榮獲金獎佳績。

靜心樂團在技巧、音樂性與舞台表現上已達國際頂尖水準

同時，延續靜心近年在國際賽事的亮眼軌跡，為臺灣音樂教育寫下新的里程碑。這次參賽，團員們獲得的不僅是競賽成果的肯定，更是在走出校園、參與國際音樂活動的過程中，累積舞台演出經驗，學習團隊合作、紀律與責任，並以開放的態度感受不同文化的音樂魅力。

靜心高中三度榮獲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

長年將藝術與品格教育融入課程。靜心始終相信，音樂教育的價值不在於增添外在光環，而是在學習歷程中培養品格、涵養美感、建立合作精神與終身學習的態度。此次國際大賽佳績，是對同學們努力的肯定，也是對家長支持與信任的最佳回饋，未來學校將持續深耕音樂藝術教育，陪伴學生在多元舞台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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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95公分視角兒童權益，共同打造「兒童友善城市」

民進黨新北市議員候選人張志豪今（1）日在中和四號公園舉辦親子泡泡派對，邀請立委林楚茵、張雅琳組成中央地方親子問政連線，一起守護孩子。張志豪表示，自己身為三個孩子的爸爸，始終把孩子的遊憩品質與安全放在第一位，

張志豪表示，感謝張雅琳委員的支持力挺，2017 年就曾和「特公盟」媽媽們在四號公園成功推動雙和地區第一座指標性的「共融性遊戲場」，並全力爭取「無障礙坡道溜滑梯」，讓孩子安心放電、享有平等的遊戲權。

張雅琳則表示，過去曾擔任特色公園聯盟理事長，2017年就與張志豪共同爭取四號公園「共融性遊戲場」，以及錦和運動公園親子廁所。

張志豪是全台灣第一位喊出「兒童友善城市」的議員

他作為三寶爸，非常了解養育孩童所需要的教育、玩樂放電等切身需求，直到現在配合蘇巧慧市長候選人提出的「95公分兒童視角」政見，也與特公盟的理念相呼應，為此特別感謝他當年與我們一起爭取兒童相關權益。期待他這次可以順利當選，讓一些真正對兒少好的政策可以延續，也給爸爸媽媽一個更好的環境，讓我們的孩子可以健康平安的長大。

孩子是我們的寶貝，是未來非常重要的力量

林楚茵說，這場親子活動讓她重溫了以前學生時代與所有現場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團聚的時刻。所以對孩子好，其實也是對我們好，讓孩子開心，其實也可以讓我們自己及國家越來越好。相信未來張志豪重新回到議會，一定會繼續守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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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睿慈媒合善心資源守護仁愛之家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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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 博士
台灣駐新加坡代表

2026年7月20日，新加坡總理公署發布了一份簡短聲明，再次展現新加坡政府對公共誠信的高度重視。聲明宣布，費紹爾辭去穆斯林事務代部長、內政部高級政務部長、國會議員以及人民行動黨黨籍。

事件的起因，只是一封寄到總理公署的電子郵件。一名女性民眾附上她與費紹爾在網路上的訊息往來，指控遭到騷擾；費紹爾則反控對方騷擾自己。警方完成調查，並徵詢總檢察署意見後，確認雙方均未觸犯任何刑事法律。換言之，就法律而言，這是一件「沒有犯罪、沒有違法」的事件。

然而，費紹爾仍然離開了政壇。黃循財總理給出的理由十分簡潔，卻意味深長：費紹爾的行為「未達政務官與國會議員應有的標準」。

這句話說明了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法律只是最低標準；對掌握公共權力的人而言，更重要的是人民對其操守的信任。政治人物除了不能違法，更必須符合高於法律要求的道德標準，因為一旦公職人員的操守受到質疑，受損的不只是個人的聲譽，更是政府多年累積的信任資本。

費紹爾自2006年首次當選國會議員，連續五度勝選，深耕基層近二十年；2025年大選後才剛獲擢升為穆斯林事務代部長。然而，一封電子郵件，便終結了他的政治生涯。政府並未以過去的功績作為減輕責任的理由，而是選擇以一致的標準維護制度的公信力。對新加坡而言，制度的可信度永遠高於個人的政治成就。

這並非個案，而是新加坡數十年來所建立的政治文化。

1986年，國家發展部長鄭章遠因涉入貪污調查，在案件審理期間自殺身亡；2023年，國會議長陳川仁與國會議員鍾麗慧因婚外情辭去職務；同年，「里道大宅」爭議爆發，兩位部長租用國有優質洋房引發外界質疑，政府立即交由貪污調查局獨立調查，再向國會公開提出完整調查報告；2024年10月，前交通部長易華仁因收受不當利益及妨礙司法程序，被法院判處十二個月徒刑，成為近代新加坡最高層級遭定罪入獄的內閣部長。

新加坡對公共誠信的維護，不僅體現在究責，也體現在對名譽的捍衛。

2026年7月14日，新加坡高等法院判決《彭博社》及其記者須分別賠償內政部長尚穆根與人力部長陳詩龍各23萬新元。案件源於2024年底一篇有關優質洋房交易的報導。法院認定，相關報導足以讓一般讀者認為兩位部長刻意以不透明方式進行房地產交易，以規避洗錢審查，屬於嚴重損害人格、品行及專業聲譽的不實指控。

有人認為，誹謗訴訟可能對新聞自由產生寒蟬效應；也有人主張，若任由毫無根據的指控侵蝕政府清廉形象，修復人民信任的代價將遠高於訴訟本身。無論採取何種立場，都反映出新加坡對公共誠信這項國家資產的高度重視，甚至願意承受國際輿論的批評，也要守護制度的可信度。

真正值得觀察的，其實不是費紹爾辭職，而是黃循財總理如何詮釋這起事件。他坦言，再完善的人才甄選制度，也無法保證政治人物永遠不犯錯；政府真正的責任，不是承諾「永遠不會出現問題」，而是在問題發生時，以公開、透明、迅速且一致的方式處理。他甚至表示，類似事件過去曾發生，未來也可能再次發生；重要的是，每一次都必須依循相同的標準。

這句話的真正意義，在於重新定義人民對政府的期待。政府承諾的，不是「永遠沒有壞人」，而是「無論誰犯錯，都會受到相同標準的檢驗與究責」。前者只是神話，後者才是真正值得人民信任的制度。制度的可信度，不在於從不犯錯，而在於犯錯之後，是否能以一致的標準面對、處理並承擔責任。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信任資本是指人民對政府及其制度的信任，這種信任能夠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減少治理摩擦，並提升政策執行效率，是一個國家重要的制度資本。當人民普遍相信政府依法行政、公平執法、誠實說明並勇於承擔責任，政府便能以更低的治理成本推動改革，社會也能將更多資源投入發展，而非耗費於彼此猜疑與政治對立。

新加坡在2025年國際透明組織「清廉印象指數」排名全球第三、亞太第一；根據《2026年愛德曼信任度調查報告》，76%的新加坡民眾信任政府，不僅使政府成為新加坡最受信任的公共機構，也是全球已開發國家中政府信任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兩項國際指標相互印證，顯示新加坡長期累積的信任資本，已成為其重要的制度優勢。

這使新加坡政府得以將更多行政資源投入建設，持續推動攸關國家長遠發展的結構性改革，而非消耗於無止境的政治對立與社會猜疑。例如，提高消費稅、調整組屋制度、推動碳定價、引進外籍人才與興建綜合娛樂城等重大政策，在許多國家往往容易演變成「政府是否欺騙人民」的政治攻防；但在新加坡，社會討論多半聚焦於政策本身是否合理，而非質疑政府是否別有用心。

對新加坡而言，最珍貴的國家資本是人民相信政府會依法行政、誠實面對問題、勇於承擔責任。這份信任資本，不僅降低了治理成本，更建立了穩定、可預期的政策環境，成為吸引國際投資、維持高效治理與保持全球競爭力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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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 博士

臺灣駐新加坡代表

當美中關係逐漸走向結構性競爭，世界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理解彼此，而不是只用標籤判斷對方。美國中國研究泰斗藍普頓教授今天剛出版中文新書《從冷戰到冷戰：與美中關係同行》，正是他畢生研究與歷史見證的集大成之作，帶領讀者重新理解美中關係如何從冷戰、接觸與合作，走到今日再度高度緊張的局面。

藍普頓教授的職涯橫跨大學、智庫、非政府組織與政策社群。他曾任教於俄亥俄州立大學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SAIS），主持中國研究計畫，並於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七年擔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他長期參與美中科學、教育與政策交流，與各國政學商界保持廣泛互動，親身記錄許多關鍵歷史時刻。

我有幸成為他在SAIS指導的第一位博士生。求學期間，我深刻感受到他對學術研究近乎嚴苛的要求。他逐字細讀我的博士論文，從理論、資料到方法論反覆追問。這使我理解，真正的學術訓練，是要求研究者誠實面對不足、接受檢驗並持續修正。

然而，他對學生的支持同樣毫無保留。當年我前往中國進行博士論文田野調查時，他幾乎將數十年累積的重要人脈全部向我開放，並親自撰寫推薦信協助聯繫訪談對象。他也邀請我參加重要學術會議與高層座談，使我得以觀察國際政策社群如何展開務實對話。他教導我的，不只是研究方法，更包括學者應有的風格、品格與道德操守。

藍普頓教授始終強調，研究必須先提出真正重要的問題

再尋找足以回答問題的資料，而不是先有數據，再拼湊問題。他重視田野調查、人物訪談與第一手材料，要求研究者將定見與現實相互對照。對他而言，真正值得追問的始終是：如何理解中國、如何避免戰爭、如何維持美中穩定，以及如何在競爭中保留合作空間。

他的外交思考以美國國家利益為核心，但並不是冷酷的權力算計，而是建立在知識、同理心，以及對自身能力與弱點的準確認知之上。他所說的同理心，不是放棄原則或迎合對方，而是理解對方如何思考、為何如此思考。只有理解對方的立場、動機、利益與價值，談判與政策才可能有效；理解與堅持，從來不是互相矛盾。

這種態度也體現在他對美中雙方的批判。他反對以「民主對抗威權」的僵化框架完全定義美中關係，認為這會壓縮妥協與對話空間。他也批評美國耗費大量資源於海外戰爭，卻忽略基礎建設、教育、創新與產業競爭力；反華情緒及學術交流污名化，也將傷害美國吸引全球人才的優勢。

另一方面，他對中國也毫不迴避。藍普頓教授認為，習近平時代的權力過度集中、國家安全控制與意識形態箝制，可能帶來體制倒退與戰略誤判；中國在新冠疫情期間缺乏透明，對台政策日益缺乏耐心，以及與俄羅斯建立所謂「無上限夥伴關係」，也都增加國際孤立、誤判與衝突的風險。

正因為他同時看見美國與中國的問題，更反對把美中關係簡化為「白帽英雄」對抗「黑帽壞人」。在他看來，美中互動是兩個強大民族追求安全、尊嚴與福祉的複雜競合。未來若要避免衝突，必須在「嚇阻」與「再保證」之間取得平衡。過度強調嚇阻，可能加深恐懼與敵意，甚至點燃戰火；成熟戰略必須讓對方理解，競爭並不等於追求其政權崩解。

他也主張，即使雙邊關係陷入最低潮，仍不能中斷溝通。愈是危機時刻，愈需要坦率、誠實且持續的對話；同時應深化人民、學術界、地方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交流，並在氣候變遷、公共衛生與經濟穩定等全球議題上維持合作。外交的終極目標，是避免戰爭、降低誤判，並為人民創造安全與繁榮。

藍普頓教授曾於越戰期間在美軍醫院服務，親眼見證戰爭對士兵造成的毀滅性創傷，因此更深刻理解和平的價值。他認為，真正的國家安全並不只來自軍事力量，更建立在經濟實力、創新能力、人才培育、基礎建設與健全治理之上。只依賴武力與威懾，安全終將失去支撐。

在台海問題上，他主張各方保持克制：中國不應動武，美國不應支持片面改變現狀，兩岸則應建立互信措施。這不是對任何一方退讓，而是對和平、人民安全與區域繁榮負責。台海和平不只是兩岸議題，更是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從冷戰到冷戰：與美中關係同行》的珍貴

在於藍普頓教授長期站在第一線，並以驚人的紀錄能力保存大量談話與觀察。讀者不只能看到政策結果，更能理解不同時代的思考與選擇。這是一部兼具歷史厚度、學術價值與現實關懷的作品，也是一份提醒世人的和平之書。

當前美中關係正走向結構性對抗，《從冷戰到冷戰：與美中關係同行》是一份近乎史無前例的整合性歷史資料。期待它的出版，能為美國、中國、台灣乃至整個國際社會帶來啟發，避免不必要的誤判與對抗，促進世界更長遠的和平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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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報導】臺北市115年度優質學校評選今日舉行頒獎典禮，臺北市私立靜心高中勇奪「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雙項大獎！繼114年度獲得「校務行政」與「校園營造」雙獎後，靜心高中連續二年交出雙向度獲獎的扎實成績，更寫下全市唯一「15年一貫多學制同時申請並連年獲獎」的紀錄，展現靜心高中兼具國際視野與在地關懷的辦學實力。

靜心高中唐尚智校長表示，優質學校獲獎是對靜心多年來深耕教育的肯定，這份榮耀屬於勇敢探索的孩子與用心陪伴的教職員工團隊。靜心高中堅守「全人教育」的初心，將行政資源與空間環境，轉化為支持親師生的堅實後盾。在課堂上，教師團隊打破學部界線、以共好創新陪伴孩子適性探索；在校園裡，靜心學子將好奇心轉化為跨域探究的行動，並在利他服務中體會人性的溫暖。

臺北市優質學校評選為市府教育局每年的教育盛事，評選標準嚴謹。全新升級的5.0新版機制中，多學制學校必須以「整體學校」為單位進行申請，挑戰難度極高。靜心高中身為包含幼兒園、小學、國中、高中的15年一貫多學制學校，必須同時凝聚四大校區、四個不同學段的團隊，挑戰性極高。靜心高中也創下歷來首見、全市唯一同步申請並年年雙項獲獎的傑出歷史紀錄！

靜心高中為114-115年連續二年從幼兒園到高中全學段同時申請的15年一貫學校，114年榮獲行政管理及校園營造雙優質，115年再度榮獲「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雙項優質，展現「智匯靜心專業領航創，誠愛熱智展才藝」的新領航辦學實力。

教師教學獎項：智匯靜心以共好與創新，拓展十五年一貫的專業教學路

靜心教學團隊以「和諧協作與專業精進」為核心，打破幼兒園至高中的學部界限。教師深耕縱向銜接與橫向跨域共備，將科技輔助與雙語教育自然融入課堂，並積極參與國際學校認證（IEA）與多元研習，讓專業成長融入教學日常，陪伴孩子適性探索。

在扎實的教學基礎上，團隊打造正向溫暖的親師生夥伴關係，帶領學生於語文、數理、藝術及科技等領域勇敢展能。學校歷年榮獲全國閱讀磐石學校、藝術教育貢獻獎與體育傳炬獎等肯定；這些榮譽不僅是教學相長的自然展現，更是靜心師生共同實踐全人教育的溫暖見證。

學生學習獎項：深耕全人素養與跨域探究，兼具學力與利他精神的實踐

靜心學子在「會思考的學生」願景下，展現自主學習力與身心韌性。學生兼具在地與國際競爭力，於國內外升學締造佳績，並透過閱讀習慣獲得「全國閱讀磐石學校」肯定；在跨域實作上，學生深耕自主探究，於VEX機器人及國際發明展等賽事屢創佳績，將好奇心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行動力。

除了學力，學校更重視品格與健康的淬鍊。學生透過情緒素養（SEL）與利他實踐深化人文關懷，榮獲全國服務學習績優團隊肯定；同時在美育與體育中展現活力，學校蟬聯藝術教育貢獻獎與體育傳炬獎。靜心孩子在多元學習中具備自信與同理心，深刻實踐了「謙謙君子、大家閨秀」的成長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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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暑假戲水安全，　扶輪、企業捐220萬元專業救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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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 博士 台灣駐新加坡代表

外交，究竟可以做到什麼？

許多人想到外交，首先聯想到的是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往來。然而，在全球化與跨領域合作快速發展的今天，外交早已超越傳統政治範疇，如何整合政府、企業、地方政府、宗教、學界、文化界與民間社會，共同向世界展現臺灣的整體實力，已成為公共外交與經濟外交的方向。

過去三年多來，我在新加坡工作時，一直思考如何將「總合外交」的理念落實為具體行動。外交工作的價值，不只是舉辦活動，而是透過活動建立長期合作；不只是宣傳臺灣，而是讓臺灣真正走進當地社會，形成持續運作的人脈網絡、產業合作與品牌影響力。

今年五月底展開、歷時四個月的首屆「臺灣蔬食國際美食節」，便是一次具體實踐。表面上，它是一場蔬食文化活動；實際上，它是一個整合農業、觀光、文化、宗教、教育、科技、媒體與產業合作的平台，也是總合外交的最佳案例。

這項成果並非短時間完成，而是長達一年的耕耘。過去一年，五屆米其林綠星餐廳「陽明春天」團隊五度來到新加坡，與代表處共同規劃活動，並在官邸舉辦十二場臺灣蔬食宴，邀請新加坡政商、宗教、學術、文化及媒體等重要人士共二百一十六人次出席。每一次餐敘都是深化友誼與建立信任的機會，也讓許多合作構想在交流中逐漸成形，成為後續推動蔬食節的重要基礎。

這次活動最重要的成果，在於建立了一個跨部門、跨領域、跨國界的合作平台。

首先，是平台外交。由駐新加坡代表處擔任整合者，串聯農業部、交通部觀光署、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台農發公司、商業發展研究院、陽明春天、華剛茶業，以及新加坡佛光山、慈濟基金會、四川豆花飯莊、企業、媒體與社群創作者共同參與。外交不再只是主辦活動，而是扮演協調者、連結者與資源整合者，讓分散的力量形成更大的綜效。

其次，是品牌外交。活動首先結合新加坡佛光山衛塞節，三天吸引超過四萬人參與。陽明春天以臺灣食材製作特色蔬食義賣，現場供不應求；會場以臺灣蘭花布置，並展示芒果、鳳梨等特色農產品，讓宗教文化、公益與臺灣農業自然融合。六月舉辦的國際蔬食暨永續論壇，更邀集臺灣、新加坡、泰國與馬來西亞產官學界，共同探討健康飲食、ESG與永續發展，讓蔬食成為臺灣推動永續理念的重要載體。

第三，是產業外交。活動期間，「陽明春天」從臺灣進口蔬食食材與蘭花，我們也協助農業部及地方政府拜會新加坡主要超市、進口商與食品企業，促成台農發與新加坡「新臺灣館」簽署合作備忘錄，也協助高雄市政府與昇菘超市舉辦「臺灣夏日食品節」，推廣臺灣特色農產品。

更重要的是，促成「陽明春天」與四川豆花飯莊合作，自七月至九月底推出三個月的「精緻臺灣蔬食套餐」，預估可吸引超過五千位新加坡消費者品嚐臺灣蔬食料理。活動期間，陽明春天也與新加坡合作夥伴談妥簽約，即將成立第一家合作餐廳，讓外交從文化交流延伸至品牌落地與企業投資。

第四，是官邸外交。我們重新定位官邸，不只是接待外賓，更成為展示臺灣品牌的平台，透過臺灣農業品牌展、餐敘、論壇與交流活動，預計四個月吸引超過一千五百位新加坡政商、學術、文化及媒體人士到訪。每一次交流，都成為推廣臺灣與促成合作的新契機。

第五，是數位外交。活動結合觀光署邀請新加坡網紅赴臺體驗永續旅遊，並首次運用生成式AI創作中英文宣傳歌曲，透過影音與社群平台擴大國際傳播效果，讓AI成為公共外交的新工具。

截至目前，蔬食節透過宗教文化交流、永續論壇、高端餐飲推廣、官邸策展、觀光行銷及數位傳播等多元方式，四場主要實體活動已吸引近五萬人次參與，並獲得新加坡主流媒體及社群平台廣泛報導，更成功串聯農產品出口、餐飲合作、文化交流、觀光推廣及企業投資，建立可持續運作的合作網絡。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臺灣蔬食節正是「部部都是外交部、人人都是外交官」理念的具體實踐。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到企業、宗教團體、學界、媒體、網紅與每一位參與者，都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共同向世界介紹臺灣。外交因此不再只是外交部門的工作，而是整個社會共同參與的國家工程。

這次經驗讓我更加相信，總合外交的價值，不在於外交部做了多少，而在於能否建立一個跨部門、跨領域、跨國界的合作平台，把不同專業整合成國家整體實力。當每一個部會都是外交部、每一位國民都是外交官，文化、農業、教育、科技、觀光與產業便能彼此串聯，形成一加一大於二的綜效。

「臺灣蔬食國際美食節」或許只是一場活動，但它所展現的，是總合外交如何透過平台整合、跨域合作與資源連結，讓外交不只是建立友誼，更能促進經貿合作、深化文化交流、提升國家品牌，並讓世界從更多元、更深入的面向認識臺灣。這也正是未來臺灣外交最值得持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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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News｜即時中心

 【即時中心/綜合報導】因應巴威颱風來襲，中央氣象署已發布陸上颱風警報。臺鐵局依最新氣象資料宣布，7月11日12時前大部分列車將停駛。僅西部幹線彰化至潮州間的區間車及沙崙線正常行駛，其餘各級列車、支線與觀光列車，包括藍皮解憂號、鳴日號等，全數停駛。

具體來說，西部幹線對號列車全面停駛，非對號車自基隆至彰化（含海線）也停駛，彰化至潮州區間則維持行駛。東部幹線（樹林—花蓮—台東）及南迴線（新左營—台東）之對號、非對號列車亦全面停駛。所有支線僅保留沙崙線正常運行，其餘支線車班均停駛。觀光列車如藍皮解憂號、山嵐號、鳴日號及環島之星等也同步停開。

至於7月11日12時後的列車行駛狀況，臺鐵將視颱風最新動態於當日9時前另行公告。請旅客隨時關注台鐵局官網、24小時旅客服務專線或就近各車站以取得最即時的列車運行消息。

此外，自發布海上颱風警報起至解除之日止，凡購買受影響期間內各級列車車票的旅客，可於一年內持未使用車票至各車站辦理退票，免收手續費，若為去回程票也能一併辦理。臺鐵呼籲搭車民眾出門前務必先查詢列車最新狀態，配合相關措施，確保旅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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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 博士／台灣駐新加坡代表

在全球資本市場中，地緣政治風險始終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對於位居全球半導體供應鏈核心的台灣而言，相關風險更是國際投資人持續關注的焦點。

然而，成功的投資並非忽視地緣政治風險，也不是過度放大風險，而是在充分理解風險本質後，做出客觀、完整且精準的評估。唯有如此，才能正確判斷資產價值，避免因誤判風險而錯失龐大的投資機會。

2022 年至 2023 年間，國際資本對台灣展現出極為鮮明的分歧。由股神巴菲特領導的波克夏海瑟威（Berkshire Hathaway）迅速出售持有的台積電股票；相較之下，新加坡主權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C）卻逆勢加碼台積電。

幾年後回頭檢視，兩者的投資結果形成鮮明對比。巴菲特高度重視台海風險，展現其一貫審慎的投資風格；然而，其判斷將台海風險視為「台灣單一市場風險」，未納入其全球系統性風險，以及台灣科技產業長期競爭力與經濟韌性的考量。

2022 年第三季，波克夏買進約 41 億美元的台積電 ADR；然而不到半年，便於第四季減持約 86% 的持股，並在 2023 年第一季底前幾乎全數出清。巴菲特事後坦言，出售台積電並非因公司基本面惡化，而是基於對台灣地理位置及台海風險的憂慮。

然而，若台海真的爆發重大衝突，受到衝擊的絕不只是台灣。全球半導體供應鏈、海運、金融市場、科技產業以及國際貿易體系都將同步遭受重創。這並非透過「撤出台灣」便能完全規避的風險；一旦危機發生，全球經濟都將受到波及，資本配置於其他市場，也無法倖免於難。

2024 年，彭博經濟研究（Bloomberg Economics）估計，一旦台海爆發重大衝突，全球經濟損失可能高達 10 兆美元，相當於全球 GDP 較原有趨勢縮減 10.2%，衝擊規模接近2020-22年新冠疫情與 2008-09 年全球金融危機損失的總和。

其中，台灣 GDP 可能萎縮 40.0%；其他主要經濟體同樣難以倖免，包括南韓下降 23.3%、東南亞下降 20.1%、中國下降 16.7%、日本下降 13.5%，即使歐盟與美國也將分別下降 9.8% 與 6.7%。

2026 年 6 月，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亦估計，若台海衝突持續一年，全球貿易量可能萎縮高達 50%。這些研究共同指向一項核心事實：台海風險的本質，並非台灣單一市場風險，而是一項足以撼動全球經濟的系統性風險。

GIC 的投資決策與巴菲特的判斷有截然不同的解讀。根據公開投資資料，以及全球風險定價的整體邏輯，GIC 於 2022 年逆勢加碼台積電，顯示其對台海風險採取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評估方式。

GIC的做法並未將台灣的政治風險視為孤立、僅屬於單一市場風險，而是進一步思考三個更根本的問題：第一，台積電是否仍具備持續創造高額獲利的能力？第二，台海戰爭是否不可避免，而投資期間是否足以承受這種不確定性？第三，若台海真的爆發衝突，其影響的範圍與規模究竟有多大？

從這個角度來看，GIC 的逆勢布局並非忽視風險，而是對風險進行更精準、更合理的定價。2022 年，台積電平均毛利率高達 59.6%，淨利率達 44.9%，顯示其技術護城河與獲利能力並未因地緣政治雜音而受到削弱。更重要的是，一旦台海發生軍事衝突，其衝擊將不會侷限於台灣，而是演變為全球性的系統性危機，屆時全球主要市場都難以倖免。

市場後續發展也顯示，這種風險定價方式遠較市場普遍的恐慌更為精準。GIC 持有台積電股份由 2021 年底約 6.49 億股增加至 2022 年底約 8.60 億股，持股比率由 2.50% 提高至 3.32%。換言之，GIC 於 2022 年淨買進約 2.11 億股台積電，以當年底收盤價每股新台幣 448.5 元計算，新增投資金額約新台幣 946.3 億元。

隨後，人工智慧、高效能運算與先進製程需求快速成長，帶動台積電股價大幅上漲。若以目前每股約新台幣 2,410 元估算，這批新增持股市值已達約新台幣 5,085.1 億元，資本價值增至原始投資的 5.37 倍。

隨著台積電股價持續攀升，GIC 陸續分批減碼，已實現約新台幣 3,872.8 億元資本利得；尚未出售的持股，未實現帳面獲利約達新台幣 1 兆 1,090 億元；過去四年累積取得約新台幣 400.5 億元現金股利，整體投資報酬估計已高達新台幣 1 兆 5,363.3億元，約合482.2 億美元。

換言之，若 GIC 當年選擇與巴菲特相同策略，在 2022 年底以低價拋售全部持股，而未把握市場過度恐慌所帶來的投資機會，其機會成本將超過新台幣 1.5 兆元。這並非魯莽承擔風險，而是在充分理解風險本質之後，所做出的逆向投資決策。

巴菲特將台海風險視為台灣單一市場風險，因此選擇撤出，也因此錯失了台積電長期成長所創造的巨大價值。GIC 的投資行為則展現出另一種更宏觀的思維：若台海風險真正發生，它將演變為全球性的系統性風險，沒有任何主要市場能夠置身事外。因此，真正需要比較的，不是台灣是否存在地緣政治風險，而是台灣資產是否已被市場過度折價，以及台灣的產業競爭力是否足以支撐長期報酬。

巴菲特錯過了台灣，GIC 則把握住了台灣。兩者的差別，不在於是否重視風險，而在於誰更能正確認識風險、合理為風險定價，並在市場陷入短期過度恐懼時，看見台灣被低估的長期價值。

這正是 1.5 兆台幣換來的一堂投資課。真正決定投資成敗的，不是風險本身，而是對風險的認知與定價能力。當市場因恐懼氛圍而低估價值時，能夠正確認識風險的人，往往也是最終獲得超額報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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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源 博士/駐新加坡代表

當全球許多政府仍在討論「AI（人工智慧）是否將改變世界」時，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已經花了三個月時間，親手為自己打造一套 AI 代理人系統。而如今，他坦言自己「已經不敢把它關掉」。

這不是矽谷創業家的產品發表，也不是科技公司的行銷宣傳，而是一位現任外交部長在新加坡 AI 工程師大會上的公開分享。更令人意外的是，這位部長原本是眼科外科醫師，既沒有工程背景，也不是軟體開發者，卻選擇親自研究 AI 代理人、檢視程式碼、部署記憶系統，最終將 AI 真正納入外交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場演講之所以引發廣泛震撼，不只是因為技術本身，更因為它透露出一個更深層的訊號：AI 正在重新定義外交工作的方式，甚至重新界定國家的治理能力。

外交工作向來是高度依賴知識密度與認知負荷的專業。維文在演講中提到，單單一個月內，他就必須出訪十二個國家、會見數百位人士。每到一地，他都得迅速掌握當地的歷史、地理、經濟、文化與安全情勢，還要理解每一位會談對象的背景、立場與過往發言。

過去，這些工作高度依賴幕僚體系。外交官必須閱讀厚重簡報、背誦背景資料、整理會議筆記，甚至在飛機上臨時惡補。然而，AI 代理人的出現，正徹底改寫這種工作模式。

維文打造的系統，本質上是一個「外交第二大腦」。他以開源框架 NanoClaw 為核心，透過 WhatsApp 與 AI 對話，再結合 Whisper 語音辨識、Mnemon 記憶圖譜，以及本地端語意搜尋模型，將自己的講稿、逐字稿、國會發言與政策資料全部整合進系統之中。換句話說，他不再只是「查資料」，而是建立起一套能理解脈絡、記住歷史、進行語意推理的個人知識網路。

這對外交工作的影響極其深遠。

過去，外交官最大的限制之一，是人的記憶與注意力終究有限。即使再優秀的外交官，也難以同時精準掌握數十國政治人物的立場變化、歷史糾葛與談判細節。但 AI 代理人卻能即時協助使用者進行背景提取、語境分析與關聯搜尋。

當部長在機場候機時，他可以直接透過語音詢問：「某國最近對南海問題的立場有何變化？」「這位部長五年前曾公開談過什麼？」「我去年在國會如何回應這個議題？」AI 幾秒內即可整理出完整脈絡，甚至延伸出相關議題與背景關聯。

這種能力，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一種認知能力的擴張。

更重要的是，AI 並不只是資訊搜尋工具。維文特別提到，大型語言模型對外交工作最有價值之處，在於其分析、抽象、表達與起草能力。他如今已大量使用 AI 協助草擬演講、簡報、政策答覆，甚至包括國會質詢內容。這意味著，未來的外交官將不再只是「閱讀資料的人」，而是「駕馭知識系統的人」。

然而，維文在演講中反覆強調一件事：理解與責任，仍然無法外包。

他指出，在 AI 時代，計算、記憶與知識傳播都可以交給機器，但真正不能外包的，是人的理解。因為身處權力位置的人，可以授權工作，卻無法授權問責。這句話，其實點出了 AI 對政府治理最核心的挑戰。

AI 可以協助外交官整理資訊、模擬談判、分析風險，但真正拍板決策的人，仍然是政治領導者本身。當國際危機爆發、談判失敗，或國會啟動追責程序時，承擔責任的，不會是 AI，而是部長本人。

維文還特別指出：「你無法治理一項你只是被簡報過的技術。」這句話之所以引起廣泛共鳴，是因為它直接戳破了現代政府治理的一個普遍現象：許多決策者其實從未真正使用過 AI。

他們閱讀的是簡報、聽取的是報告、理解的是二手資訊，卻要替國家制定 AI 政策。但真正親手部署過 AI 代理人的人，才會知道它何處強大、何處有限，又在哪些地方容易出錯。

更有意思的是，維文坦言，自己其實沒有寫多少程式。他做的事情，更像是「組裝」：下載開源工具、串接不同模組、檢查權限、建立工作流程，再讓 AI 自行完成大量客製化任務。而這或許正是 AI 革命最重要的地方。

真正改變世界的，未必只是少數頂尖工程師，而是大量普通專業人士開始把 AI 植入自己的工作流程。老師用 AI 設計教材，律師用 AI 分析案例，醫師用 AI 建立病歷知識庫，外交官則用 AI 建立政策記憶系統。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套讓維文部長「不敢關掉」的 AI 系統，並非架設於昂貴的超級電腦之上，而只是運行在一台兩、三年前的 Raspberry Pi 小型主機，記憶體甚至只有 8GB。

這個細節所象徵的，不只是技術的平民化，更是治理能力正在重新洗牌。當 AI 的門檻快速下降之後，真正拉開國家差距的，將不再只是資本，而是政府是否願意學習、官員是否願意親手操作，以及整個體制是否具備快速重組工作流程的能力。而這種差距，未來恐怕不只是科技差距，更將是國家治理能力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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